宋朝300年为何一直优待士大夫？

宋代的士大夫们，说起话来真的很大胆。熙宁四年(1071)三月，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对谈时，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两人就有了如下的对话：

这大概是历史上士大夫阶层最赤裸裸无掩饰的一次发言： 原来没有什么“为生民立命”，真正要保卫的，是士大夫阶层自己的利益。

宋代朝堂政治中，只有士大夫有与皇帝共治的权利，其他人如武将,宦官,后戚都没有说话的份，而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除非他能在士大夫中找到同盟者，不然就难免被架空，所以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朝政还是按照士大夫阶级的整体利益走。

宋英宗死前，大臣们对他毫无尊敬之情那么，士大夫到底是什么呢?现代一些人喜欢以古喻今，把士大夫解释成广义的知识分子，但《资政通鉴》卷二十八，中，有一条宋人胡三省的注解：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为官者。所以有些人津津热道的“宋不杀士大夫”，其实是指宋朝中层以上文官，除非是谋反，不然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都在法律上享有特权，不会被判死刑。北宋一朝一百六十余年，平均每年的进士数量大约不足一百，总体计算一万五六千。其中开封、两浙、福建和江东诸路的州府就占到了八成以上。

宋代有恩荫制度，遇到国家有喜事，官员就可以恩荫家中子弟，范仲淹曾经坦诚：凡是有任职学士以上官阶二十年以上的，他的兄弟子孙能任京官的就超过二十人以上。而且，官员们为了确保富贵，还热衷于互相结亲。北宋后期官员们虽然政治立场相悖，但要谈起私人亲友关系，，总是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北宋政治斗争，一般以一方离京出外告终，很少下狠手伤及性命的原因。

宋代后期几十年完全没有武人出任过枢密使于是到宋朝发展到中期，士大夫彻底控制了朝政，以北宋枢密院这个控制军队和调动军队的核心机构为例。在北宋前期的62年里(960年-1022年)，军人出身的枢密使有12人，文官出身的有9人。还算得上是文武平衡。而在北宋后期的64年里(英宗到钦宗1063年-1127年)，文官出身的枢密使有22人，军人出身的则一人都没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把武将的权利瓜分殆尽。美国国防部长也同样是文职，但要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可都是职业军人组成。

不愿意放弃特权士大夫们抵抗得最激烈的变法内容之一是免役法，理由在苏轼给神宗的上书里说得很清楚： 士大夫离开家乡做官，就是图了点享乐的，废除了差役法，就没人免费为我们服务了，当官的都过得那么苦，这不是太平盛世景象。

不杀士大夫，无论是渎职还是贪污都不能杀天子死社稷，臣僚守地方，别人能逃，可天子和守臣却有守土之责，可偏偏在宋朝比较特殊。庆历三年，一股强盗入侵高邮，知军(负责统领当地军队)晁仲约没有召集军队抓贼，反而向民间摊派，捐金银去贿赂强盗请求其换道。事情暴露，连好脾气的宋仁宗都非常愤怒，欲将晁仲约治罪。结果名臣范仲淹却力主免罪，软弱的宋仁宗就释放了晁仲约，以后一样官运亨通。而范仲淹私下里也并不认为此人无罪，为他辩护的原因其实是出于士大夫们的私利考虑。

范仲淹维护的是士大夫的私利而非国法这就是宋代的“不杀士大夫”的真相。出自全国少数富裕地方的士大夫们，互相结亲结成家族利益集团，霸占朝廷的一切实权职位，干砸了事情却最多是被贬地方，换几年又可以出来当官。所以愈发无所顾忌贪赃枉法。哪怕其中偶尔有几个正直之士也改变不了整个阶级分歧不断堕落的趋势。著名史学家金毓黻有一篇文《宋之灭亡》，直接说南北两宋的灭亡，与士大夫有直接关系。

其实他还说漏了一个蔡京。现在我们看北宋末年的史料，即使是造成北宋灭亡的宋徽宗，即位之初也并不那么放纵欲望。

徽宗曾经回忆，兄长赵煦在位时，生活俭朴，吃饭都用普通的陶器。而等到徽宗即位后，一开始也畏惧人言而不敢奢侈行事，可这时的士大夫集团，已经丧失了节操，蔡京干脆劝徽宗好好享乐，不要怕人言。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与士大夫。同时丧失了对国政的责任感。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宋代优待士大夫，给予他们种种特权，但最终宋代士大夫也在特权中堕落，最终造成了国家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