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统”

文 / 烽火台

道统的简单含义，就是用于统治国家和社会的正统思想。道统这个词汇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确认政权的合法性。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朝代和政权的更替无数，但道统的传承的确是一脉相承的，惟其如此，才能认定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因此，道统的传承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部分，道统不明，则文明就失掉了支柱。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道统”这个概念的是唐朝的韩愈。韩愈既是高级官员，更是知名学者，为后世称颂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唐朝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文化思想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论述道统的主要文章叫做《原道》。在他之前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孟子，不过没有使用这个词汇罢了。自韩愈提出道统这个概念后，后世学者延伸发挥，先后提出了学统、法统、治统、政统等多个对等概念，并各自有所发挥。不过，论述最好的要数朱熹。朱熹关于中华道统的论述，从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说起，一直讲到孟子、韩愈、程颢、程颐和自己，而明清两朝则把朱熹的理学思想认作道统，直至西学东渐和近代革命。从这个脉络上讲，中华道统的内容应该比较清晰，能够印证中华文明5000年不曾中断的历史结论。

鉴于韩愈之后发明的词汇过多，朱熹在论述道统这个问题的时候，对相关的概念和词汇进行了整合，只保留了“道统”和“政统”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在他这里，道统是指上古传下来的正统思想，政统是指朝代和政权的合法性；而判断朝代和政权的合法性，关键要看新兴政权和国家是否继承了中华道统。如南北朝时期，要认南渡的东晋政权及后续的宋、齐、梁、陈为正统；宋、辽、金、西夏时期，要认南宋政权为正统；元朝的正统资格要从吞并南宋以后算起，而鉴于南宋皇帝和十万军民跳海，在晚清学者章太炎这里，是不认蒙元为中华正统的。

从韩愈、朱熹等大佬的论述看，所谓中华道统的学术门派是以儒家为主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义道德，内圣外王，顺应民心，务实执政”。他们认定的主要传承人物是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子思、孟子、韩愈、程颢、程颐、朱熹。孔子之前是圣王合一，自孔子始，形成独立的学派，圣王分离，也就是把学术和政权分开了；孔子这里叫儒学，朱熹这里叫理学，统一包含在儒家道统之中。最早的道统心传只有几个字，尧传舜曰“允执厥中”，舜传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到后来论述越来越细，最终形成了大部头的学问著作。

从孔子到明清的学者，他们论述道统的详略、范畴、内涵以及概念等方面，多少都有一些差别，严格求证的话，也有许多不够严密的地方。但中华文明时间太长、变化太多，能够保持主流思想的恒定，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后人们也不能太过苛求。为儒家道统做出贡献的学者人数繁多，但历代官方一直把孔子作为代表人物，其他的著名学者也都在孔庙列有牌位，他们的功劳也没有被抹杀。

提出道统论的韩愈，也是在看到汉唐时代的治乱兴衰之后，儒学衰微，佛老盛行，对民众的思想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毕竟汉唐时期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老百姓体力劳动繁重，生产能力不高，不象现在工业时代的产出量。而佛老之学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出世之学，对社会的进取精神还是有负面影响的。他的道统论，就是为了扳正人们的思想，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治理国家。春秋以降，周礼式微，儒学不兴，而汉之黄老、唐之佛道、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南北分裂、烟雨楼台，中华大地近千年风雨飘摇，即使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实施，但那些儒术也是杂糅了各家思想，并非纯净的“内圣外王”的正统儒学，而是“霸王道杂之”的权术手段，韩愈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意思是：“古代的人民只有四类，今天的人民有了六类。古代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的，只占四类中的一类，今天却有三类。务农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粮食；务工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器用；经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务的有六家。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穷困而去偷盗呢？”

他接着说，古代的圣人教会了人们衣食住行和治病、娱乐、衡器、刑法等方面的知识，改善了生活条件，而现在的道家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只要砸烂斗斛、折断秤尺，人民就不会争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语出《庄子·胠箧》）唉！这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没有羽毛鳞甲以适应严寒酷暑，也没有强硬的爪牙来夺取食物。

最后，他作结论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意思是：“我所谓先王的正教，是什么呢？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讲仁义道德的书有《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仁义道德的方法就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农、工、商，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它们的居处是房屋，它们的食物是粮食、瓜果、蔬菜、鱼肉。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它们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它们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祭天则天神降临，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

以上就是韩愈所提倡的道统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结尾，他提出弘扬道统的主要方法：“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意思是：“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民房。阐明先王的儒道以教导人民，使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废人、病人都能生活，这样做也就差不多了。”

韩愈的决心也真是够大，唐朝的佛老之道正是盛行的时候，他要逆潮流而动，的确是既要水平还要勇气的。作为著名学者，他努力从学理上弘扬儒家道统，压制佛老之学；作为官员，他敢于向皇帝犯言直谏。就因为谏迎佛骨一事（建议皇帝不要去迎接从印度取回来的佛陀舍利子），惹怒朝廷，被贬潮州。当时的广东潮州属于边远落后地区，韩愈从都城长安前往赴任，光走路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而且因为年事已高，他担心自己会客死他乡，回不来了，因此给前来送行的侄孙韩湘（就是后来成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写了一首绝笔诗，非常有名，抄录如下：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为维护中华道统，韩愈是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准备。当然后来他还是被朝廷召回了，并没有死在“瘴江边”上，但被贬时的沉重心情和无法排遣的愤懑，还是被他自己表达得明明白白，因此，即使是高官名人，也不能避免命途坎坷，完全执行儒学是不行的，多少还是留一点佛道的知识比较好，以便在遭灾受难时方便人们解脱，不至于当时就要了小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老人家真的死在了“瘴江边”上，也就没有后来的好事了。

道统之维护，最终靠朱熹这杆大旗牢牢地树在了中华大地上，从此以后，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学者，都没有力量撼动这杆大旗。明朝的反潮流学者李贽也曾名噪一时，最终被朝廷判了个坐牢的罪行，老人家不堪受辱，用理发刀具割喉而亡，反潮流的事业随之停滞了。值此，儒家道统打着理学的名义，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折戟沉沙。

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学问是由不同的学人去做的，孔氏家族的名人至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有名望的学者。但历朝历代为了保持中华道统的延续性，一直把孔子的老家很好地保护了起来，对孔子的直系后代一律免除赋税和徭役，并投资修建孔庙保存儒家文脉。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争连皇宫都能烧毁，唯独没有破坏过孔庙，可见中华道统威力之强大。近代中国革命以来，虽然取消了过去的一些规制，但民国政府一直把孔子的直系传人任命为中华道统的继承人，并颁发证书。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不少儒家典籍和孔家的后人，在台湾继续任命道统传人，至八十年代台湾民主化改革后，孔家的后人辞去了道统名誉，交回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证书，正式回归民间，不再以中华道统的传承人自居。

儒家道统的表象传承随着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覆灭而终止了，新中国政权将孔府只是作为文物把它保护了起来。社会革新了，道统的内容也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了，但遗留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文化却不是很快就能够清除的。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封建余毒”；能够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我们依然可以把它们分离出来，与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相融合，运用于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中。这些看法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中华文明延续不断5000年，那么，当今还需要道统吗？如果需要，今日的道统又是什么呢？反过来说，如果当今不需要道统，是否标志着“延续不断”的东西需要“断”一下？在今后的人类文明史上，就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了？兹事体大，革命已毕，有学问的人还是认真坐下来思考一下吧！

上古文化落后，所谓的道统传承仅仅就“允执厥中”四个字，严格讲也不能算作系统的学问，因此对人们的思想约束应该不大。自中古起，中、欧两大板块的文明逐步认同政教合一的理念，即重视政权和思想的合流，某一个政权认定某一种思想，或宗教、或学说、或主义，称之为官学和国教。这些被选中的宗教和学说，在统一思想、统一政权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中世纪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时代，一切权力归罗马教廷；后来起家的穆斯林国家是更为紧密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军队、国家和教会都由穆罕默德掌控，依靠武力推行宗教信仰，扩张过于迅速，导致了后来持续200多年的宗教战争；中国早期的政教合一不太明显，秦以后就树立起了这样的观念。秦朝选择的是法家；汉朝选择的先是黄老之学，后独尊儒家；至宋朝完成了儒家道统的完整建立。经过数千年的熏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务必有一个指定的学说，也即官学，才能统一思想，保持稳定。即使在民国这样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胡适和李大钊这些著名学者之间，仍然发生了主义和问题之争。

政教合一的模式对人类历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它们有没有负面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欧洲人深受政教合一模式的戕害，文艺复兴以后坚决抛弃了这种模式，把宗教、学说和政权进行了彻底的切割。卢梭和狄德罗尽管去讲他们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但孟德斯鸠依据他们的理论设计出来的三权分立制度，不提一个字的主义，只是给国家和政权的运行提供某种框架，让最高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美国人照抄照搬，完全按照孟德斯鸠的设计构建政权模式，居然建造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国家，其全面的强大和持久的活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中国人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以道统和政统的模式，规范着国家和政权的运行，并以道统的观念和内容相对制约着专制皇权，但道统之外还有其他学说存活，主要指道家和佛家，同时，也一直留有思想创新的余地，所谓“世外有高人，山中有隐士”。但就是因为这种似紧非紧的关系，让人们的观念反而自觉地停留在政教不分的状态上。热心于仕途的人自然全心全意地学习儒家学说，而学习佛道的人早就不打算留恋官场，人们很自然地把官学和其他学问分开来对待，从而把政统与道统牢牢地固定在了脑海中。用一种思路进行长期的社会管理，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活力的完全丧失，直至走向衰亡。道统衰落了，政权也就腐朽了，需要改朝换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革命和变革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寻找的不是革命的措施和方法，而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似乎只要找到了符合实际的理论和学说，就能保证革命和变革的胜利，这实际上是道统思维的惯性使然，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尚需大家重新考证。

儒家论述到统治方法的时候，教导统治者要首先获取士人之心，只要掌握了这一部分人，就等于掌控了社会。士人当然是指读书人，即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古代读书人比较少，信息也不发达，这样做是凑效的；搁到现在也不起什么作用，大家人人都是读书人，个个都是信息源，掌握了谁也没有用。再进一步，说是学问就是拿给读书人看的，打江山的时候必须寻找到一门好的学问，推荐给士人们好好去研究，这样他们不但不来干扰你的江山社稷，还会自觉地帮你粉饰太平，论证你的行为的正确性。只要士人们说好，老百姓必然是说好的。因此，皇帝和将军是没有时间去读大部头书籍的，那些东西就是塞给读书人的幻影神器，让他们永远也研究不完、研究不透，耗光了他们的精力，就不会来打扰你的正事。你看，多好的谋略术，若不是鬼谷子这样智商翻倍的人，别人是永远也想不出来的。当战争胜利的时候，大家可以说这是先进理论指导的结果；当战争失败的时候，大家可以说这是一把手指挥的不好。总之，在古代社会来讲，掌握士子之心是很重要的事情，这就突出地表明了确立道统的重要性。

今日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实事求是地讲，是没有必要了。当今的社会结构、信息传递、知识普及，已经远非古代相比。你指定一个道统的东西，大家也不一定会去信奉它。因此，这正是台湾孔氏后人审时度势辞去“中华道统传人”这个头衔的原因。数千年的东西终究需要改变，四书五经中的《大学》自己也讲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每天都要弃旧图新，力求焕然一新，日日不间断，做到天天新、每天新。”如果用于执政的知识和思想长久保持不变，还能算是日日新吗？

美国人有个规定，当过官的人不准当教授，当过教授的人不准去当官。历史上唯一破例的人是二战结束时的马歇尔，他是从教授转到国务卿，因为负责执行救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才经国会同意破了一次例。他们这是把学术和官场严格地进行区分，以便保持学术的纯洁性。当年孙中山也曾提出“五权宪法”的思路，即行政、立法、司法、教育、监察五权独立，相互制衡，其中把教育单列出来，体现的就是学术独立的思想。在新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维护道统的观念的确已经过时了，但任何政权和社会都需要文化、知识和学问的滋养，关键在于不能“独尊儒术”，应该遵循建国初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念，鼓励发明创造，鼓励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要把这句话贯彻好了，中华复兴的“中国梦”就能实现，中华文脉中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成果就能得到传承！

（注：图片来自网络）